1955年夏，我由江南城市镇江考上了清华大学。在老北京站，我们兴奋地看到了雄伟的前门城楼，来不及仔细观赏，就坐上了迎接新生的清华校车。出城后经过连绵不断的大片农田到了“八大学院”集中的西郊。进了清华园南校门后又经过一 片树林，七拐八弯地到了报到地点。在办理报到手续时，领到了一张我保存至今、油印的《新生报到、体检、生活须知》和学校简图，住进了临时宿舍诚斋。

《须知》说明，只要交上“正式户口证明”就会发给一张“入伙证”。凭证按时到指定餐厅用餐，无需自带餐具，也无需交伙食费。至于看病，只需凭“新生符号”预约登记就可以免费就诊。不过自第二个月起，国家实行了新政策，开始收取伙食费。我们成了最后一批有幸享受一个月免费膳食的大学生了。

两个报告

开学不久，我们在大礼堂听教务长钱伟长及体育教授马约翰的报告。记得当时清华大学校长，也是我江苏省镇江中学的老学长蒋南翔，号召大家要锻炼好身体，"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因此两位老师在报告中都特别强调锻炼身体。钱伟长教授说，他入学体检时身体不怎么好，个子不及体高标尺的下限，所以他的入学体检表身高一栏是空白的。但是经过努力锻炼，最后他成了校足球队员，还能从清华园长跑到天安门。

马约翰教授当时穿着白色短袖衫、短裤和长袜的服装。他一上台就把扩音器关掉，声音洪亮响彻礼堂地侃侃而谈。他使劲挥舞胳膊，教大家在洗澡用莲蓬头冲洗时，要用“最冷最冷的水”和“最热最热的水”反复交替地刺激皮肤，以健康体魄，加强对冷、热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也就难怪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大冬天也穿得很少了。

我的同学

我们入学时学制是五年，1955年入学，1960年毕业。当年高考时，我原来的兴趣倾向于外交、文学之类的文科专业以及能够“周游世界”的航海轮机专业。但那时正值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国家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老师建议我学工科，这样我就报考了清华。可以说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是随着国家五年计划的实施一道成长的。

我至今保留了一张“制〇七”（后来改为“制03”）班的团员名单，以及当年第一届团支委的照片。这个名单是组织委员叶信虎写的。当时我已是中共党员，临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所以这张名单交给了我，得以保存至今。叶信虎工作能力很强，毕业后留校工作。1972年为照顾家庭调回了家乡宁波，后任宁波市副市长，并兼任了港务局局长，为创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亿吨级宁波港做出了杰出贡献。照片中的五人，除叶信虎、李克兰毕业后留校教书，成了教授。周荣邦、韩蔼龄毕业后一直从事技术工作，成绩斐然。

我们“制零”班同学来自全国各地，33人至少包含了20个省市地区，甚至还有两位越南留学生。刚刚到校，我们同学间的一些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有所不同。例如冬天时北方同学主张把窗户缝用纸糊起来，南方同学则喜欢不时地打开窗户。但并未因此引发矛盾，而是能互相包容协调。

那时推广“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要求每个同学都要通过一定的锻炼指标。有的同学100米跑或者手榴弹掷远过不了关，全班同学便会到操场为他们鼓气加油。总之那时很重视集体荣誉。同学们大都是从各地来的“学霸”，在我的印象里，陆景宏、陈仁悊、黄晔、屠天立、金莲根、陈迺昌、王良诚等学习都非常好。但我记不得谁是“全五分”了。

我对陆景宏的印象较深。他平常对学习似乎不太专注，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 “迷糊”。但他考起试来绝对不迷糊，总是5分。毕业后，他原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后来为照顾家庭，调回南京一个国防工厂的附属中学当教师。令他自豪的是，他辅导的好几个学生都考上了清华、北大等重点院校。遗憾的是他在几年前病逝了。

我们班上有八位女同学，称为“八姊妹”，她们和男同学的关系都很融洽。说到“师生恋”，有一对是张克和张孝文。张孝文比我们高三届，但年龄只比我们大一两岁。他非常聪明，学生时代就是一个好学生。1954年清华首次设奖学金制度，他以品学兼优、学业成绩全五分，达到“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而获得了高达80万元（相当于后来的80元，普通工人月薪的两倍多）的奖学金。后来他担任了我们班的辅导员。他为人平和，得到同学们的信任，和从上海来的、文静的女同学张克走到一起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张克毕业留校后成了化工系的教授。张孝文在材料学上颇有建树，后来当了清华大学校长，国家教委副主任。

我们班上同学结为夫妇的有两对。一对是周荣邦和张淑敏，他们毕业后都在航空部门的研究所工作，在发动机叶片测试研究中很有成就，曾获得发明专利。另一对是黄晔和黎剑萍，他们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都很聪明，学习也好。黄晔的父亲是著名的气象学家，曾担任清华气象台首任台长，解放初去了香港，后来在美国开创了大周期气象预报研究工作。黄晔毕业后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作。他的父亲后来重病，通过有关部门请求批准儿子出国团聚，这样黄晔和黎剑萍得以较早地到美国发展。凭借着在清华打下的扎实知识基础，他们进入著名的波音公司。黄晔曾任波音国际公司香港副总裁，并长期驻留北京，为促进波音公司和中国民航业界的合作做出了贡献。

越南留学生

我们班上有两位越南留学生阮文纯和邓武瑶。他们入学时学习成绩不很理想。为了让他们跟上学习进度，专门安排同学在生活和学习上帮助照顾他们。当时黄明宝负责阮文纯，沈乐年负责邓武瑶。黄明宝、沈乐年学习都非常好，性格平和，乐于助人。因为要帮助越南留学生，就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但他们都很认真，从无怨言。

清华大学制零三班八姊妹和越南留学生阮文纯，1956年摄于荒岛

黄明宝毕业后，到航天部的研究所工作，直接参与了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九号飞船的研制任务，负责关键的空间姿态定位系统，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学中从事航天事业的还有金莲根，她从事标准化工作，是保障航天任务安全的重要环节。

沈乐年毕业后不但从事教学工作，还是一位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工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常委、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关注民生，积极参政议政。他善于朗诵，声音浑厚动听。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他参加快闪表演，深情歌唱祖国。

越南同学离校时，正是我国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经过校领导特别批准，办了一次简单的聚餐为他们送行。他们回国后，阮文纯在政府部门工作，邓武瑶则到河内一所大学任教。

1956年，全班同学合影

大概在1991年前后，我因一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到白俄罗斯出差。回国途中，我在莫斯科机场转机，遇到一群在苏联留学准备回国度假的越南留学生。因为候机时间很长，我们便随便聊起来。我问他们认不认识从中国留学回去在大学教书的邓武瑶，他们高兴地说，邓武瑶是他们的老师，河内百科大学的教授。他们的机械制造教科书就是邓教授编著的。我当即请他们回去后代我问好。如果阮文纯健在的话，现在应当超过90岁了，邓武瑶也在八旬以上了。

一场流行病

1957年4月，北京爆发了严重的流行感冒。为防止疾病大规模扩散，采取了严格的监控措施，许多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放假了。清华许多同学得了病，也停课了。由于校医院的病床远远不能满足病人住院需求，便把体育馆改造成临时的隔离病房。

一次我送一位发烧的同学去校医院看病，顺带量了一下自己的体温，谁知竟高达39℃，比那个同学体温还高。当即被留下住进了体育馆。不久我就收到同学的慰问信，信中说：“我们虽然不能来看望你们，但是我们时时刻刻地牢记着你们，关心着你们……你们安心地休养吧！等你们病好了，大家又可以在一起学习，在一起玩了。”这封信是同学之间和谐团结的见证，我保留至今，已有63年了。

眼下武汉正在流行新冠肺炎，使我想起60多年前爆发的北京流感的往事。虽然现在的病毒危害性远远大于当年，但有政府强大的动员力量，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病毒，取得胜利。
关于我自己

我入学时已是党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一度是班上的唯一党员。后来还担任过系党支部宣委，自然要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

大概二年级时，我的腰、膝时常疼痛难忍，严重时连穿脱鞋袜都感到困难，去医院诊治认为是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现在想来应当是强直性脊柱炎）。只有不断地大剂量服用水杨酸钠溶液和阿司匹林才能暂时起到减小疼痛的作用。这对我的学习产生了严重影响，也使我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以致一度想打报告休学。但是由于那时有大炼钢铁、勤工俭学等运动，教学课时相对较少，总算能应对坚持下来，身体也逐渐好转了。

尽管我学习不很顺利，仍然兴趣广泛，喜欢阅读诗歌、小说等文艺书籍以及各种闲书。还学着写诗，写散文。我至今还保存了一张1957年3月20日第174期的 《新清华》校刊，上面有我写的一篇关于阅读古典文学问题的讨论文章《漫谈时代的感情》。我甚至还写过一部反映知识分子问题的中篇小说，寄给《人民文学》后，很快接到编辑部约我面谈的信。但是由于当时已开展对文艺界的批判运动，我自感文中有些观点似乎不合时宜，考虑再三，终于放弃了。

由于我的兴趣广泛，知识面较广，有的同学曾在戏称我为“博士”的同时，批评我“样样通，样样松”。如今想来这个批评还是很准确的。

创办光仪专业的“元老”

1959年，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清华准备创办光学仪器专业。为了培养教师，当时系党总支书记沈钊找我谈话，组织决定要王民强和我到浙江大学光仪教研组进修光仪专业课程。

王民强比我高三届，是教“互换性与配合”课程的老师。他为人谦和，俄文很好，曾担任过苏联专家的翻译。我们相处得很好。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四学生，有畏难情绪，但这是“政治任务”，作为共产党员只有勇挑重担了。

早在1952年，浙江大学就设置了国内第一个光学仪器专业，实力很强。1959年初，我带着清华校党委的介绍信到浙大办好了进修手续。我们去浙大，身份是进修教师，参加光仪教研组的一切活动。同时不但自己听课学习，还要担负辅导学生的任务。我们旁听了所有应用光学的课程，为了承担起辅导教师责任，我们必须事先熟悉讲课内容，阅读大量参考资料。正因为这段经历，现在浙大校友会也认我是校友。

1960年初我回到清华，担任了应用光学教学组长，连续三年为“仪0”“仪1”和“仪2”三届同学讲授“应用光学和光学设计”课程，和同学们一起进行了100X复消色差显微物镜设计实践。当时还有李克兰、徐端颐、殷纯永等同学也都到了教研组，我们成为创办光学精密仪器专业的“元老”。

离开清华

我回清华当上教学组长，算是个教学骨干了。但是，由于在运动中的一些矛盾，我离开了清华，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在调离清华前，我提出我1959年初就提前抽调工作，名义是提前毕业，但部分学科未经考核，没有获得正式的毕业证书。但我想到以后有机会还要继续深造， 所以希望能补完全部课程，获得正式的毕业证书。这个要求获得同意，经校务委员会批准，在我补完相关课程考核合格后， 学校为我颁发了六年制毕业证书。

清华毕业证书照片

离开清华，我走上新组建的工作单位——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在那里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我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从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国家有所贡献。几十年间，我取得过较大成果的研究课题大约有十多项，其中有几项是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78年我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表彰，为此使我得到国家每月50元的终身津贴。几十年来，津贴数额至今未变，但我更看重的是这项荣誉。我连续数年被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邀请，参加一年一度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各界人士春节团拜会。许多中央领导的讲话，以及精彩的演出我都淡忘了，但有一件事却仍记得很清楚。那是有一年团拜会，我所在的桌子正好离胡耀邦同志不远。我大胆地走到他的桌旁，自我介绍后，我提出希望党中央切实关心青年知识分子。胡耀邦总书记当即站起来伸出右手紧握住我的手使劲摇晃着，并用左手指着我说，你们自己应当多写文章、多呼吁，党中央一定会支持你们！这个镜头在当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还播出过呢。

在研究课题方面，我作为主要研制人员参加研制的“歼六飞行模拟机”是国防科工委下达的国家重点任务。这是我国第一台大型现代化模拟飞行训练设备，全国有数十单位、数百人参加。我负责视景模拟系统，历时八年，于1983年10月研制成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我还获得过数项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及国家新产品等其他奖项。1992年起，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值此“制零”同学毕业60周年之际，谨祝清华母校在培养国家栋梁的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